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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logist | United States America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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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四🕯️,从「坂本龙一」谈起。这并不是因为这位日本音乐艺术家和中国上世纪这起民主运动折戟惨剧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坂本龙一几乎没有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发表过公开言论。

想从他论起,是看到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近期讨论话题中,在贫瘠的文化市场里,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看了片单,一个在骄傲月举办的电影节,几乎没有性少数,或讨论性别议题的选片,暂且不表)。其中《末代皇帝》获得不少影迷的关注,开票随即售罄。除了获奥斯卡金奖,坂本龙一的参演以及为其配乐,也成为这部电影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另外这场电影节还有《坂本龙一:终曲》这一直接相关的影片。两部电影在中国都放映多年,且持续受到关注,这与畸形文化管制下的市场与公共话语空间中所诞生出来饭圈文化关联深远,追捧“教授”的怪诞景象,在全球范围内的坂本龙一的爱好者社群中显得十分独特。而对于中国的“教授”粉丝来说,对于坂本龙一的政治言论的讨论似乎销声匿迹。

坂本漫长的音乐生涯中,与中国有交集之处并不少。在他以合成器流行音乐三人组Yellow Magic Orchestra成名之前,他在1978年的首张专辑《千のナイフ》(Thousand Knives)中用声控器演绎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并引用了《东方红》的旋律 ,Thousand Knives也是取自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作为演员,他在80年代末来在中国拍摄了《末代皇帝》。1996年他在北京演出。不过这并不是他关注中国社会,而是作为左翼青年,参加全共斗,在日本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对自称「共产主义」的中国的虚幻浪漫想象的简单挪用。

坂本龙一在日本、欧美时,显然是一个「政治艺术家」,高调频繁地讨论反对核能、战争等议题。坂本在高中时即参加社会运动,大学时参与激进左翼运动。1997年,他反对JASRAC(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 和文化厅,要求改变日本音乐著作权的处理。9•11事件后,他监督出版《非戦》论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也一直积极参与环境问题。2012年和次年组织了「NO NUKES 」音乐活动,反对核能。坂本也强烈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赞同有选择的夫妇别姓制度。 COVID-19的早期,他认为社会需要根本性的改变,呼吁质疑全球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将人类带到的方向。「目前的示威活动很困难,但我认为让一百万人冲进(日本)国会是个好主意。」他在逝世之前,还在关切东京的房地产开发和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树木破坏表示关切,批判所谓的都市发展只对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富人有利。坂本龙一的Spotify的个人页面中,有一个葬礼播放列表(funeral playlist),这份充满了古典乐的播放列表中的许多作品,其中就包括了Leoš Janáček的Sonata 1.X.1905。Janáček的这首作品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František Pavlík 的工人,这位工人在1905年10月1日支持布尔诺捷克大学的示威活动中被刺刀刺死。

坂本龙一曾表示:「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我会多管闲事。我也知道互联网上有人说音乐家应该只做音乐。我只是在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选择说一些话,但我不认为我说了这些话就很了不起。我认为仅仅做音乐是不够的。民主主义,就是让普通人把话说出来的,不是吗?我认为一个社会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能发声,不管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保持沉默。」坂本龙一还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愿意关注沉重的话题,这真的很可悲。」

不过,当来到中国问题时,似乎坂本的选择可以被理解为噤声。这也是他清楚明白,在中国政治环境下,讨论他的理想价值和政治追求,无异于商业自杀。在此,我并不是想苛责他对于中国的诸多问题的「漠视」,毕竟他并没有做任何参与宣传的事,也没有表达对不公正系统的支持。我想以坂本龙一为线索,纪念今年的六四,是他的行动取态的借鉴意义。

坂本并没有明确表达过他对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独裁政治的看法,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并强调艺术和音乐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通过许多作品和活动反映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以音乐、公开言论和社会行动,以某种方式回应或影响社会政治议题。这些行动,表明着他对独裁政治应持批评的态度,尽管他可能并未明确地陈述他的立场。因为表达,就是反对极权最直接的行动。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香港,甚至超过中国当局被认为其暴力所能触及的空间,言论都遭受着持续限缩。但传统镇压方法正不断受到挑战,新兴科技确实能成为镇压利器,但同时也是双刃剑。这提醒着我们:可以活动的空间依然存在,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很多。至少首先,铭记这个日子,是最简单直接的,也是在善于利用恐惧治理的极权社会中十分不容易的一件事。

今年的六四🕯️,从「坂本龙一」谈起。这并不是因为这位日本音乐艺术家和中国上世纪这起民主运动折戟惨剧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坂本龙一几乎没有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发表过公开言论。

想从他论起,是看到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近期讨论话题中,在贫瘠的文化市场里,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不小的关注(看了片单,一个在骄傲月举办的电影节,几乎没有性少数,或讨论性别议题的选片,暂且不表)。其中《末代皇帝》获得不少影迷的关注,开票随即售罄。除了获奥斯卡金奖,坂本龙一的参演以及为其配乐,也成为这部电影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另外这场电影节还有《坂本龙一:终曲》这一直接相关的影片。两部电影在中国都放映多年,且持续受到关注,这与畸形文化管制下的市场与公共话语空间中所诞生出来饭圈文化关联深远,追捧“教授”的怪诞景象,在全球范围内的坂本龙一的爱好者社群中显得十分独特。而对于中国的“教授”粉丝来说,对于坂本龙一的政治言论的讨论似乎销声匿迹。

坂本漫长的音乐生涯中,与中国有交集之处并不少。在他以合成器流行音乐三人组Yellow Magic Orchestra成名之前,他在1978年的首张专辑《千のナイフ》(Thousand Knives)中用声控器演绎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并引用了《东方红》的旋律 ,Thousand Knives也是取自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作为演员,他在80年代末来在中国拍摄了《末代皇帝》。1996年他在北京演出。不过这并不是他关注中国社会,而是作为左翼青年,参加全共斗,在日本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对自称「共产主义」的中国的虚幻浪漫想象的简单挪用。

坂本龙一在日本、欧美时,显然是一个「政治艺术家」,高调频繁地讨论反对核能、战争等议题。坂本在高中时即参加社会运动,大学时参与激进左翼运动。1997年,他反对JASRAC(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 和文化厅,要求改变日本音乐著作权的处理。9•11事件后,他监督出版《非戦》论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也一直积极参与环境问题。2012年和次年组织了「NO NUKES 」音乐活动,反对核能。坂本也强烈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赞同有选择的夫妇别姓制度。 COVID-19的早期,他认为社会需要根本性的改变,呼吁质疑全球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将人类带到的方向。「目前的示威活动很困难,但我认为让一百万人冲进(日本)国会是个好主意。」他在逝世之前,还在关切东京的房地产开发和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树木破坏表示关切,批判所谓的都市发展只对一些既得利益者和富人有利。坂本龙一的Spotify的个人页面中,有一个葬礼播放列表(funeral playlist),这份充满了古典乐的播放列表中的许多作品,其中就包括了Leoš Janáček的Sonata 1.X.1905。Janáček的这首作品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František Pavlík 的工人,这位工人在1905年10月1日支持布尔诺捷克大学的示威活动中被刺刀刺死。

坂本龙一曾表示:「我是一个音乐家,但我会多管闲事。我也知道互联网上有人说音乐家应该只做音乐。我只是在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选择说一些话,但我不认为我说了这些话就很了不起。我认为仅仅做音乐是不够的。民主主义,就是让普通人把话说出来的,不是吗?我认为一个社会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能发声,不管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保持沉默。」坂本龙一还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不愿意关注沉重的话题,这真的很可悲。」

不过,当来到中国问题时,似乎坂本的选择可以被理解为噤声。这也是他清楚明白,在中国政治环境下,讨论他的理想价值和政治追求,无异于商业自杀。在此,我并不是想苛责他对于中国的诸多问题的「漠视」,毕竟他并没有做任何参与宣传的事,也没有表达对不公正系统的支持。我想以坂本龙一为线索,纪念今年的六四,是他的行动取态的借鉴意义。

坂本并没有明确表达过他对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独裁政治的看法,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并强调艺术和音乐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通过许多作品和活动反映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以音乐、公开言论和社会行动,以某种方式回应或影响社会政治议题。这些行动,表明着他对独裁政治应持批评的态度,尽管他可能并未明确地陈述他的立场。因为表达,就是反对极权最直接的行动。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香港,甚至超过中国当局被认为其暴力所能触及的空间,言论都遭受着持续限缩。但传统镇压方法正不断受到挑战,新兴科技确实能成为镇压利器,但同时也是双刃剑。这提醒着我们:可以活动的空间依然存在,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很多。至少首先,铭记这个日子,是最简单直接的,也是在善于利用恐惧治理的极权社会中十分不容易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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