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频道的本意不是推送英文学术论文，但这次这一篇我认为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很值得进入公共空间，因此推送给大家。
董一格刚刚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的这篇论文” 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以郑州的工厂单位为案例，追溯了共和国建国后「家属」这一身份的流变。
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女性解放两个相互交织的语境内，在1957年以前，家属在郑州的工厂单位内承担了发展集体空间、建设单位内部金融互助网络等种种再生产任务。1957年之后，随着大跃进到来，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动员再生产劳动力进入生产环节。公社体系虽然打破了公私领域的划分，却未能打碎生产劳动高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体系。家属不仅只能收到极低的劳动报酬，还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承担国家布置但却极少提供资源的再生产任务，例如托儿所、食堂等等。大跃进之后，公社化运动的结束让家属重新回到了家庭再生产的私人领域，在公社化期间经历不同的家属对这个转换的过程则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反应。
董一格对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妇女工作的研究一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主线：不理解妇女工作，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始积累模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逻辑。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家属身份认同的变动以及内部张力映射的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期间劳动分配、动员机制和价值化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再生产劳动获得的认可低、再生产劳动力被视为随时可以动员的潜在生产劳动力、承担再生产劳动的妇女在动员中往往需要承担生产和再生产的双重压力，使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妇女解放无法深入。对于今天的公共空间而言，我认为这篇文章以及董一格的一系列工作，能让我们看到性别平等的口号如果未能对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价值不平等形成挑战，其解放性就会受到明显的限制。
文章PDF附送给大家，祝大家2024年能够庆祝每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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