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運失敗的歷史］［譚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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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把日本當成第二個家鄉，每逢長假例必湧到日本旅行；香港媒體充斥着日本人多好的報導，日本人去過的地方不會留下垃圾，不會吵耳，比較其他人太文明。日本似乎是被美化了的他者。
我一直有讀關於日本文化和歷史的書，了解二戰後被美國控制的殖民關係。再看六十年代反安保條約運動，數以十萬計日本人包圍國會，表達不想成為美國欺壓的次等民族的氣勢。但比對今日，日本社會穩定非常，少有激進社運。中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只要閱讀村上春樹的作品，便會看過小說裡會出現六七十年代參加過學運的一批大學生，他們迷失，迷信過暴力；只要看過是枝裕和的電影，就知道他把淺澗山莊事件化成內容，一班理想主義者在深山居住，然後互相殘殺。
我知道日本的六七十年代有一批大學生，深受激進思潮影響，後來部份人更參與國內外暴力事件，震驚日本社會。主流日本社會發展出一種對社會運動的厭惡，少許衝突就會被批評為「過激派」，覺得這班年青人腦袋出了問題。
近年日本即使經濟肅條二十年，經歷地震核災，社會也發展不出大型社會運動。八十年代的大型反核集會，以先進社會的標準來衡量，實在是和理非非，唔入流。
近日，在書店看到繁體版新書「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十年代的思想之路」，整個人如通了電，我等了這本書好久，終於有人回答我的問題：日本社運是如何走上今日的衰敗之路？
本書是安藤丈將在澳洲諗博士寫的論文，由台灣學者林彥瑜翻譯。內容一步一步講解，日本社運是如何由六十年代反安保的浩浩蕩蕩到激進化，從得到社會認同到失去普通人支持。難得的是，作者對運動者的體恤：既然參與者都是動機善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究竟中間發生甚麼事，導致整個世代都被唾棄了？
我特別喜歡作者鋪陳出社運人士的「思考框架」，日本社會最初經歷過二戰之苦，美國強勢控制，到經濟起飛，年輕人覺得舊式政黨政治已經官僚化，於是向內心找尋突破自我的限制。
他們參與的是反美、反越戰、反核等運動，有些因為日本大學的過度管理而引發抗爭，情操是高尚的。特別令我動容是大學生反對大學淪為訓練為資本主義社會服務的僱員機器，也反思大學生作為精英階層的優越性。
可是，後來，由於運動變成不是針對個別政策，而是轉向參與者追求突破自我，於是變成苦行式的，過度批判同行者的苦澀路線。作者解釋社運後來的發展：
「自我反省由於帶着強烈倫理色彩，忠於這些原則的運動者，會去攻擊不如自己認真看待運動的戰友，或是在沒辦法堅持原則的時候感到挫折。運動者無法對戰友採取寬容的態度，導致內部衝突和暴力，太着重於抽象的理念，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的危險」。
簡而言之，就是變得太「道德L」「佔領道理高地」，於是社運人士之間有內鬥，更甚者會殺害覺得不夠忠誠的志士。
關鍵是，在六十年代尾，作者發現，由於日本社運過激化，加上警察公關手段了得，媒體對社運的報導從正面變成負面。之前新聞會報導警察使用過度暴力鎮壓，或寫日本民間老百姓支援地區社運。1968年後，媒體轉向為描述社運人士為影響民間安寧的暴力人士，警察則變成保護無辜市民的正義者。
《朝日新聞》一個舊報導寫道：「學生認為暴力能帶給世人衝擊，引起注目，以為這就是革命和訴求，其實是學生太受社會溺愛，太濫用言論自由。」也有傳媒評論指，「學生不應該去抗議，應該去上學。」這些對示威大學生的論調，今日香港媒體也充斥着。
問題是，學生的確激進化了，破壞了小市民生計，搶奪了小店的材料作抗爭用途。民眾從喊「學生加油」變成罵學生「發狂」，商會成立民警自衛。主流社會從此把學生標籤為過激者。
即使是年青人，也不再體恤年青人。作者引述了一名於後期入讀早稻田大學生的話，對上一代年輕人的抗爭批評得體無完膚：「那個世代真的進行過抗爭嗎？不就是自我感覺良好，說穿了不過只是讓體制小擦傷。他們不過是破壞物品，打傷人，製造麻煩了。」
認為抗爭只是「自我感覺良好」「失敗」「未能帶來實質改變」「製造麻煩」，這些對社運人士的說法，在今日香港，也非常流行。
作者更指出，由於社運人士重視的是「自我變革」，在與警察衝突中感受「真實地存在」的主體感。對於一般老百姓是否支持不屑一顧，這也埋下社運失去主流社會支持的致命下場。
相比之下，作者卻比較同情那一代的日本青年人，他提出了當年的抗爭遺產，其實承繼在今日的日本社會裡，例如民間成立了一些關於環境保護，支援第三世界農民，女性自主的運動，不過，可惜卻因為社運被污名化，加上和政治體制疏離（甚至抗拒），甚少和議會民主合作，變成沒法集合成一股改變社會的大流，流於分散。
作者提醒抗爭者，當年日本社運的致命傷，就是過度強調「苦行」，社運人士無論是自己或同路人的要求太高，也不讓人抗爭容下一點輕鬆，不容忍抗爭者可以有一絲快樂。如此思考方法，讓日本社運走入互相批鬥，失去了主流社會支持的死胡同。
我一氣呵成讀畢此書，覺得深受感動。有時，讀到外國成功的社會運動，的確令人振奮，但亦可能覺得自己的處境很差，但讀了日本社運的衰敗，卻又另一種震撼，其實年輕人的熱血和情操是如此相似，失望引發的挫敗感也如此一致。
譯者是台灣人，他說道，任何社運人士看此書，都會看到，日本六零世代經歷過的苦惱和抉擇，也是台灣社運人士曾經或經歷的。
日本和台灣，是香港人口中的「好地方」。但譯者在結語裡提醒我們，無謂美化一個地方：
「日本不是只有光明沒有黑暗，像台灣又是可愛又讓人怨嘆。這本書不只是一部關於日本社運失敗的歷史，也是日本社會運動如何繼續活下去的過程。期待中文版面世，能夠台灣讀者一些提醒，也能夠給香港乃至中國，在黑暗之中看見一些希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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